為什麼沉默那麼久?
還有什麼要等待?
老實說，我還是隻迷惘的羔羊。
過往繁複的文字，堆疊在繁雜的生活裡。一喧囂起來就令人空虛。我總是在找一個理由，讓某種壯麗的情愫在胸臆發酵。沒錯，這就是這年的我。度過了生命中某個重大轉變，向裡向外都望了望，發現沒有什麼遠去，也沒有什麼十分值得欣喜。
先前，奕小帆老師興沖沖地跟我要交工樂隊的音樂去聽，她說要回歸本土，我就一併把逗熱鬧的賴和作品給她。所有的激動、哀傷、憤世突然就隨著音符傾瀉而出。想起為什麼會知道交工樂隊，想起好多以前的喜好和執著，想起自己原來是怎樣的一個人。
在這冷冷的異鄉，還沒有一個問題如此一般讓我震驚。
本土，是個令人熟悉但卻陌生無比的名字。即便能輕易地叫出你的名，又了解你多少呢?或者，當我透過你的嘴做出陌生的陳述，我又是否已經認同了你?
在柏林，能用英文溝通是幸運，大多時候面對的是更疏遠的德語；講自己的家鄉話變成一種奢侈，因而過去紛雜的思緒斷了線，大多時候陷入一種無法陳述的絕境裡。即便柏林早已是這城市居住者共通的意識與符號，也難以令人承認。好多國家的人聚集在此:土耳其人開糧食蔬菜店，賣Asia food是越南人，顧在Blumen前的也永遠是來自某個國家的黃種人。大家各自圍成一圈，鞏固著屬於他們自己的地盤。有了領地就會有邊界；有了區隔就會開敞複雜交錯的融合，或者是衝突。在這裡，台灣的根比我想像中容易淡化。我不在意政治選舉，股市金融起伏也無關於己。我在想著:當我背負著一雙流浪的眼睛重新踏上台灣的土地，我該負什麼樣的社會文化責任?
第一次看到交工樂隊的專輯，還是那張舊綠包裝的"我等就來唱山歌"。在雄女旁的漢神百貨地下誠品書店的架上，我在那裏徘迴許久，始終沒有下手買回。我知道他們是在唱著反水庫的歌，其中的"下淡水河寫著我等介族譜"低沉娓娓道來，最後如同史詩般吶喊著，是從某張贈送的合輯聽到的。等到我有能力買那張專輯時，專輯早換了代理公司也換了包裝，也不知道他們還反不反水庫。交工樂隊陪我度過中學時開始萌芽的台灣意識，我心繫的本土總是在社會底層，即便對那個對象大多時候都是懵懂的。
後來漸漸長大，開始對未來有所冀求，一切根植於自身成就的發展燄囂塵張；那是個只會自我安慰的時期，企圖在虛無的時空中穩住陣腳，卻往往愈加慌亂。人們歌頌的青春無畏，最終還是向生活妥協。所謂必須在乎的，仔細檢視也沒那麼顯明重要；問題本身還是，在這個時代能怎樣地活著?那時候讀了不少關於台灣文史的陳述:呂赫若與鹿窟事件那個年代給人的緊張氛圍、濁流三部曲裡描繪的文化的衝突、還有被徵招為南洋兵夫的台灣青年悲歌。愈往回看，只會愈加慚愧與卑微。我們生活在一個太好的時代，好到不懂得箇中的痛苦與哀傷。雖然，隱藏在光鮮的媒體世界中，總有一些人們還不願揭露的事物。而這部分，往往隱隱地牽引著我們的文化底蘊；或者是東方儒教之外比較少思考到的，人性本質的問題。
我該發出什麼樣的聲音?
在亞洲超市裡，習慣地用拙劣的德語交易，雖然那裡可能是唯一可以用"北京話"的地方。我的偽裝與我的無知同樣令人訝異與同情。在德語課上，凝視著這個宛如聯合國的班級，每個人都有一樣的目的:學好德文，為進一步文化滲透做準備。他們各自代表的文化，總是那麼多元廣博，卻還是回到起點檢視自身與外在的差異，那什麼是我們共同的問題呢?
我每天從Charlottenburg的住所前往Schönlein Straße的學校；雖然一再橫越，但過去東西柏林的界線早已不復存在，儘管它曾經是如此的嚴肅與荒誕。歷史與小市民生活依然馬不停蹄地上演著。某個流浪漢永遠駐足在地鐵的東南邊出口；在車上即興演奏的吉普賽人常常是那不知何去的哀傷曲律；在殘廢的凱撒威廉紀念教堂裡，人們虔誠地聆聽巴哈的聖歌，因為日子還是要走下去。
這是我面對的衝擊，並沒有很糟。我並不麻木。
在愈來愈凜冽的柏林，還是有些值得微笑的事物等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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